Moksa

梦的开头有点模糊，一家人在我爷爷的住处，应该是吃饭，我先吃完了坐在一边逗我的小外甥女玩。后来我妈妈让我去从她的包里面拿什么东西，我走到了另一个房间，找到了包，翻来翻去没找到她要我找的。我并没有回去告诉她，而是走到了外面，沿着大街一直走一直走，直到楼房稀疏，公路两旁出现了田野。

我脑海里面突然出现地球的形状，想象这一会我在地球上走了多远。我的方向大概是一路向西稍稍偏北。我想就这么一直走下去，走到另外一个国家再也不回来。下定决心之后一个国家的名字在我心中坚定地建立了下来：列支敦士登。那里是我的目的地。继续走啊走啊，地球慢慢地转，越来越近，我盘算着照这个速度可能要走好几天，渐渐感到倦怠。

这时候一辆越野车赶上了我里面的人向我打招呼，有她，还有几个人和她同行，这些人照例没有面目，不是说他们没有长着五官，而是脸庞并不鲜明看过即忘。在梦里他们被抽象成一群陌生人，唯一的一个例外是我的高中同学在里面，他跟他们像是一伙的。我跟他不是很熟，最后一次见他是四年前在我的一个家里开诊所的同学家的后院小屋子里面，烟气缭绕的房间里他们在打麻将。那天下午天气一直很阴，接近薄暮的时候下了雪。

我上了他们的车，他们告诉我他们要去奥地利。我非常高兴，两个地方只有一墙之隔。车开了一会有人就抱怨怎么还不到啊。我想起我的家人这会儿兴许已经注意到了我的不辞而别，但是半天的时间不会让他们警惕。我没有带手机，没带钱包，证件都没有。我明白过来我这算偷渡，心情漂浮着淡淡的负疚感，不知道是为了谁。

后来我们的车被马来西亚的边防站拦下检查，怎么南辕北辙到了这里？一个警察模样的人要看我们的证件，每个人都交上去了，我从兜里一掏，发现了一套准备好好的伪造证件。忐忑不安地担心自己会不会发现。他们依次核对证件和人的脸对得对不上，在我脸上多扫了几眼，没什么出什么岔子。他开始用中文唠叨，先骂偷渡客，又骂洋奴，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一个中国人。另一个警官往我手里塞了一篮子水果，五颜六色的，说是马来西亚送给我们的礼物。我还在惊诧中，看见她和另外一个女的从车背后绕了过来手里也拎着一篮子水果。她们一直往前走说要去洗一洗，我跟着过去了。本来是晶莹剔透的水果遇到了水开始消失，最后只剩下几根严重缩短了的香蕉，色泽也变得暗淡。我们提着香蕉回到了停车的garage里面（顺便说一下那个地方看起来很大，能够容下数千人的样子），里面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像发生了什么大事儿。大家围绕着一个大屏幕，现场报道说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人们抬着一个白衣的女孩在长安街上行进，那个女孩的眼睛一个大一个小，除此之外尚算清秀，年纪十来岁的样子，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妖气。解放军战士看到她，纷纷放下枪，人们在她后面簇拥着像着了魔般的狂热，摄像机围着她追拍。我明白中国终于要变天了，在我走后，却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式，我多希望这只是黄粱一梦，眼睛努力一睁，一切都会消失不见。那个孩子对着电视屏幕前的我咧嘴一笑。我猜不透她要告诉我什么。

在马来西亚这边，人们突然惊跑。只有我、她、那个跟她一起洗水果的女孩没有动，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是马上就从众地往外走，外面雨点像子弹一样扫进人群，我回头看见北京也在下雨，人们比先前更加狂热。他们已经接近某个地点，镜头里看到了西单，马上就要发生了。我盯着屏幕的时候白衣女孩也从屏幕里面盯着我，僵持了那么几秒钟。再回过头大雨里人们早已消失，连同我们的旅伴和车。三个人退回garage，里面漏着雨，但总比外面要小的多吧。是一场规模前所未有的风暴袭击了亚洲的东海岸，南抵热带的马来亚，北包中国北方的北京。狂风粗暴地折断了电线，电视信号不见了，garage里面一片昏暗。时间还没到晚上，但是乌云遮蔽了太阳，目光所及静物披着一袭幽幽的微明。我开始不再关心我身后的北京发生了什么，生活的全部现在对我意味着马来西亚的这爿空荡荡的棚屋，四下在滴水，我浑身湿透。我听见是她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东张西望却看不见。一阵清脆的笑声传来，我沿着声源循去终于在昏黑里辨认出墙角处一块隆起的形状，她们把地毯举过头顶挡雨，那是一块防水材料做出的地毯。我走过去钻到底下，偎依在她身边，不经意间头滑到她的肩膀。她没有拒绝。

另外一个女生在她的另一边抱膝坐着，三个人在半梦半醒和雨声的嘈杂之中熬过了一夜。

一觉醒来，我只身落在了拉脱维亚。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记忆背叛了我或者是马来亚的那个夜晚起我就一直失忆。我甚至开始怀疑自从那个下午我离开了家，沿途是否经过马来西亚。你知道从地理上这是不可能的，我的逻辑追着我不肯放过，逼我承认我的记忆撒了谎，而我是一个骗子不光彩的扈从。在记忆和逻辑之间，我必须要忠诚于其中的某一个。

不管怎样，我终究没有去成列支敦士登，兴许是车子抛了锚兴许是别的原因。在拉脱维亚我落在了一个机械厂，这是赫鲁晓夫的时代，整个拉脱维亚就像一座庞大的机械厂。我头戴着安全帽却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我只会用英文跟别人交谈。一直到最后我都没弄明白我是做什么的。整天无所事事，人们并不需要我，我在那内脏露外的钢管高炉之间漫无目的的穿梭。我想到back in China我的家人或许早已发觉了我的失踪，但是时光过去了这么多年之后，他们已经习惯了或遗忘了悲伤。我不知道我的爷爷是否还活着，在我离开的时候他刚动过手术不久，状况并不乐观。我小时候，一九八零年代后期的那会他刚刚步入老年，最喜欢的就是回忆从前的事情。赫鲁晓夫成了他的记忆现在是我的现实，坚硬的、发烫的现实，围绕着我像一座钢铁的丛林和迷宫，我走不出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比我出发的时候应该近多了，似乎永远触手可及，似乎永远是一个垂悬的幻影，就像地图上那些从未被人证实的地名一样。

我有一种直觉，她此刻也在拉脱维亚，每当我绕过另一座高炉的时候我都有预感某个熟悉的身影会闯入我的视线，但是我越走越近，越近越不像：那完全是一个陌生人。我的内心充满了悲伤，悲伤的时候我辗转反侧，听到了闹钟在我安静的房间里嘤嘤作响。跟昨天一样：上午十点。

政治正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伪善。它有日渐取代信仰之争成为普遍意识形态的趋势。历史会不会终结于自由主义我们最好不要过早乐观（实际上我们没有理由乐观），但是如果它果然发生了，为之铺路的必将是政治正确的首先胜利。但是政治正确带来的很可能只是伪自由主义，披着宽容和和解的外衣却实际上窒息着我们对人性更深广的反思和批判。

但是在当下尤其是汉语语境里拒绝政治正确还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就如同对后工业文明和文化霸权我们没什么发言权一样。个别人，个别受西方教育的学者现在开始叨叨这茬，给人的感觉就像《红拂夜奔》里面几个草寇为了打了天下之后谁当皇帝而大打出手一样喜感。毕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依然是如何走出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如果你用英语讨论，还有那么一点意义，至少可以给嗜好猎奇的西方学界提供一个“东方视角”。但是用汉语讲，其搞笑程度不下于八九十年代之交我们的政府在蒙昧状态之下高叫“怎样避免西方国家走过的弯路”。中国人的幽默感就是这么培养起来的。实际上，后现代批判在中国能起到的效果不外乎两种：为现政权开脱，和转移人们的视线。

于是，留给我们的选择只能是屈辱地在这个国家提倡政治正确（虽然我们看到了更本质的东西）。世界上没有“跨越式发展”这种玩意儿，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你可以跑，但是没法用缩地术一下子迈到别人前面。集权政府据我观察都喜欢意淫，反正民众没什么发言权，怎么意淫都听不见反对的声音。真正令人反感的是某些民众，听见政府在叫床还真以为自己在性交，一个接着一个地射了。等到民主社会到来的时候，纷纷呈现阳痿早泄等种种怪状，反过头来诅咒自由民主，怀念那尚可意淫的“美好的旧时光”。

没有政治现代化，连进一步发展的动力都没有，更不用提什么跨越。政治正确虽然伪善，但是跟政治现代化是相互促生的。我们的国家处在一个极度政治不正确的大环境之中。一个重要的原因的是，GC主义的遮羞布都不要了，现政权更没有合法性，只能靠鼓动和利用群氓的兽性来加强自己的“凝聚力”。我们这个国家还能保持稳定，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经济还在发展，人民有钱赚，政治诉求被牺牲了一点还可以容忍；二是民族主义。前者是一枚定时炸弹，因为这个制度的效率在那儿摆着，早晚要耗尽它的能量，总有一天经济增长到制度承载力的极限，潘多拉的盒子自动打开，哗，什么妖魔鬼怪都蹦出来了。我只希望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我们敬爱的伟光正能光荣下台，以避免社会动乱。而后者跟政权的关系是半推半就型的，就像一对苟且男女互相勾搭。民族主义者需要集权政府来当保护伞，政府需要民族主义者来“稳定大局”，时不时加以“引导教育”，混淆一下政府和国家的概念，反正大多数人也分不清楚谁是谁。

民族主义跟种族主义实际上是一码事，由于我们不提倡政治正确所有有些人没有感觉到它们的荒唐。这对表兄弟与其说是自大造成的，不如说是自卑和恐惧造成的。美国早期反对给与黑人平等公民权里面的白人的普遍心理是惧怕黑人的强壮体格，他们感到了威胁。在白人男性中间还有一个更难以启齿的忧虑，他们发现黑人男性的阴茎普遍粗大，非常害怕白种女人被他们抢走。日本男人以阴茎短小闻名于世，于是日本男中间很有一些人认为建立一只强大的军队是必要的，以保护大和民族的女人不被外族强奸。而最能刺激一些中国男性民族主义者的事情就是一个中国女人嫁给了白种或者黑种男人。政治主要还是男人们玩的，所以你更要理解男人的潜意识是怎么回事，你才能理解风靡五大洲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是怎么回事。有时候我看到一个一脸爱国的女青年天真无邪的双眼，深深地为世界上还有这么纯良的孩子感到由衷高兴。继续爱你们的国吧，你们没有被党洗脑，也没有被男人洗脑。

如果你要生活在宋代，在夜郎人面前，你根本不会搞笑到说：“我作为一个大宋人感到骄傲”。反过来一个夜郎人会有民族主义情绪。那是因为他们的潜意识里知道自己的弱小。在这个时代，斗转星移，一个中国人在美国人的注视下可能会表现出一点“中国人的骄傲”。尽管他口头上可能会讲：“我们中国在进步，我们中国很强大”。我不怀疑有些人真的是这么想的，但是他自己都没有认识到，他内心深处有另外一个层面。这个层面也许从来没有明确在他头脑里浮现过，但是一直都如鬼魅般缠绕着他。民族主义就是这么一种东西，是弱者的自我心理防御机制。我不对它做道德评判，只是想提出一个问题：如果这种心理在几亿人口中间同时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民族主义心态不光在我们这个政治落后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如附骨之蛆，经济水平略好政治状况远好的日韩也很普遍，这又说明了什么？我不认为这是东亚的民族性问题，我讨厌用民族性和文化来解释政治。但这是不是可以理解成黄种人的东亚三国都潜在地知道自己存在某方面的重大缺陷？

这个缺陷是什么？显然它不只是政治，不只是经济，也不只是文化。作为一个对东西方文化都很熟稔的这么一个低调的大师，我深知东亚文化的厚重与深邃足以与西方文化互相辉耀。那么是历史吗？至少这一个半世纪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但是历史的创痛不是永久性的。比如法德两国之间的恩恩怨怨直到和解就可以说明问题。我认为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是，亚洲社会尽管有些已经进入现代，但是没有很好地对自己“自闭”进行清算。这个重大的任务美国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花了一百年完成，欧洲在二战后的二十年内一次性完成，形成了开放的社会。美国从一开始对欧洲移民敞开怀抱，后来取消了对华人移民的限制，黑人民权运动将平权推向一个新高度。欧洲学习了（主动或被动地）美国的模式，七八十年代之后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战争、经济、环境难民；东欧意识形态难民；土耳其裔；阿拉伯裔；印巴裔广为接纳。但是这种现象在亚洲的日韩看不到。他们还出于一个民族国家的模式，排斥外来人口。我认为这种没有说出口的（可能也没有被明确想到过的）担忧实际上沉淀到他们的血管之内。所以他们需要民族主义这只强心针，就像一个怕黑的小孩子被关到黑屋子里，口口声声告诉自己：“我不害怕，我不害怕”。这样担心被溶解的患得患失心理，让他们在现代性的漩涡之中迷失了方向：要么投入国际社会，把自我的藩篱完全拆解；要么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民族国家的完整性，继续在不安和焦虑的阴影之中拿幻象自我哄骗。

当然，日韩是小国家，他们的外来人口消化能力是有限的。这和中国不一样。我曾经跟某位儒教徒讲，我本人虽然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但是我希望看到未来的中国成为亚洲文明的堡垒。自由了的中国不光是中国人的中国，她还是热爱亚洲的人的中国。日韩充当不了这个角色。如果你认同美国式的自由，你可以转变成为一个美国人，无论你生身何处。而如果你认同东亚的自由并想参与到这个社区的重建中来，你可以变成一个亚洲人，不论你的民族肤色。这样的亚洲才是我们的前途，这个责任中国责无旁贷。她不仅要自由，还要宽广，要有修文德以来之的器量。从更深远的面上来讲，这样的中国才能成为未来世界衡平的磐石之一。我们不仅要讲政治正确，要跟民族主义抗争到底，还要知道一个国家的自由不是自由主义者的全部使命。在所有的政治设计和构想之上，高悬的是人性的光辉和全人类的前途。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这样的中国浴火重生，让我们为这个中国的诞生守望。

今天国殇日，我决定出来一下以喝酒的方式哀悼一下59年前我们这个国家最黑暗的一天。当然了，59年前依然黑暗，KMT跟CCP有的是师傅跟徒弟的区别，是黑跟更黑的关区别，是病入膏肓跟不可救药的区别。

由于在场的有九零后，我作为一个八五年出生的老男人，和一个八二年出生的老男人，还有另外一个八二年出生的老男人，深感担负着教育祖国花骨朵的伟大使命，于是乎我们的话题开始往这个国家的前途扯。Some people got excited,开始大谈特谈儒教理想之类的屁话。我不得不以我一贯冷静而深邃的方式引导他看到，儒教它只是一小撮知识分子念兹在兹的玩物，也就是说，它根本就不是东西，内在理路上存在着的缺陷使它在这个时代，and the years to come越来越没有市场。此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不能跟政治狼狈为奸，the former debauches the latter, the latter demonize the former.如果思想保持着同政治的独立，那么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没有那么坏，如果两者联姻，那么就算是自由主义也会形成对少数派软性压迫，更不用提什么乳教臀教。我赞同在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共识之上重建这个国家，and hopefully, other nations as well, to maintain a minimum rationale among all communities in the world.我本人认为，这个最基本的原则是自由主义原则，更准确的说，是弗雷德里克大师的自由主义原则。但是，我深深地懂得，自由主义这个字眼会让一大批小屁孩跟老屁孩感到恐惧/失落以及各种不爽。那么OK，我们可以不要自由主义这个名称，管你叫它什么东西，但是总有一些人性的原则是可以被deduce出来的。你看，实际上我很adaptable，I am past the phase of defending a banner to the expenditure of its essence.

这个话题告一段落，我的辩论者以偃旗息鼓的方式停止了继续探讨。但是他虽然没有继续反驳，但是我知道他没有被说服。即使一个人完全被crush了也很难让他承认自己错了，this is what people capable of, one and almost all。我很虚伪地表示了一下gentlemen must agree to disagree.其实这也是一句屁话。我们的生活总在不妥协跟重复屁话之间摇摆。

然后后来就扯到爱国的问题上了。我的高论是：爱国就等于爱自己。如果不加思辨的话，每个人都爱自己，于是就有了对爱国的需求。跟爱自己是自私的一样，爱国也是自私的。但是问题来了：你允不允许我不爱自己？你允不允许我无私？你允不允许我爱别人胜过爱自己？如果只是在个人层面，你不爱自己乃至你去自残都没人屌你。但是当自私“升华”了，on a national scale，你的无私会触犯了他人的自私，你不爱国，意味着可能stand to lose的是你的“同胞”（Oh, how I hate this hypocritical word!）的利益。这样你的不爱国就干别人屌事了。所以，就会有人来干涉你，指责你，把你投进监狱，给你个汉奸美奸日奸英奸法污藏奸的标签。标签出现的频率跟这个国家的伪善成正比。越是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越是喜欢利用道德来审判你。因为言论自由意味着我们有反省道德的机会，而集权/极权国家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考量不容许你发言。所以这样的国家泛滥的是伪道德，横行的是卫道士，招摇的是爱国主义。不管政权扶持不扶持它。

我慷慨陈词至此，心情异常悲凉。59年了，出西奈的路依然茫茫不见。我一仰脖子，又一杯冰凉的啤酒下肚。

GCD的改革开房是一项挖肉补疮的政策。老把戏玩不下去了，想从极权主义过渡到威权主义，以换取一点苟延残喘的时间。但是没有民众授权的政府是永远没有合法性的，而且既然你已经抛弃了你的共X主义理想，共X党更没有理由独占国家的政治资源。邓时代采取的策略是“韬光养晦”，什么叫韬光养晦呢？就是不跟你讲道理，在我这条船上，你想走也得走，不想走也得走。开房开了十年之后，被开房的不乐意了，开始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很像一个流氓把姑娘弄上了床，却不能让姑娘舒服，抱怨两声要换个体位是很正常的事情。事情弄到没法收拾的地步，为了protect their asses，邓拍板：开枪吧。于是党就射了。

射完之后，大家一时都很惶恐，由于没采取安全措施（一切来得太突然，而且有早泄的嫌疑），很怕出什么后果。观察了一阵子，看没什么事儿，老流氓高兴了，要继续开房。又搞了小十年光景，党的愚民政策和新闻审查制度生出了另一个怪胎，他们管它叫邪教。一看不行，又开始挑战政府权威了，还得镇压。这个事儿里面充满了秘密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表面上，至少又河清海晏了，天下承平。

日子又晃了十年，中间发生了多次小快感，终于在08年8月8日晚8点8分到达了高潮。鸟巢上空，这回是烟花，不是枪，又射了。跟第一回不一样的是这次姑娘似乎也很开心，电视镜头上记录下了她们脸上娇嫩的红晕。高潮过后大家都还浸淫在对那一刻的回味当中，就传来了反动的西方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的消息。老流氓裤子都来不及穿就急忙跟国外的反动派交流磋商。为什么老流氓会这么着急喃？这是因为，所谓的改革开房，根本不是金枪不倒药，而是劣质催情药。它只能让GCD在统治危机前稍作喘息，而代价是把自己的脑袋绑到国外反动派的裤裆里去了。那边放个屁，这边吸口气；要不就得憋得脸通红以证明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金融危机就像反动派吞了一口腐烂食物，这可不是放屁的小事了，弄不好还要拉稀，要党如何不着急。

开房已经开了三个decades了，历史雄辩滴表明，每隔十年都得有大事儿发生，正好今年到年头了，8.8高潮看来只是一个假象，有点像闹分手前最后的温柔。GCD应当知道，你们的这点把戏是没法一玩到底的，如果你们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铺垫，为自己的光荣下台准备，也算你们为对这个国家所造下的孽的一点赎罪。但是你一没这个表现二没这个诚意。而如今，你能够苟延残喘的原因是所有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被经济上升掩盖了。但是雪球越滚越大，越来越具有毁灭性，一旦经济涨停，就有灭顶之虞。没有谁愿意看到中国的转型是在动乱之中完成的，那样意味着无辜者的鲜血，意味着社会的撕裂，意味着对中国未来深远的负面影响。

一个威权政体就像一个倒立的金字塔结构，它非常的不稳定，而只有通过宪政民主的手段，让一个国家拥有和平推翻政府的正常渠道之后，这个国家才能无论在正常时期还是非常时期保持理性和秩序。而你们现在的蹒跚的步履，终究会在某个严重的经济危机的门槛前倒下。Don't push your luck. 觉醒吧！同志们！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1NzExND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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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苏州的时候，给孙远老师和他的同事们上课，休息期间我们聊天，孙老师以及几个尚未成名的老师们给我出主意，说，你讲的内容很好（这不是废话么），但是，你还是不太像一个新东方老师。我虚心地请教：怎样才像新东方老师呢？孙老师跳上讲台，把我的内容重复了一遍，其中有几个地方讲错了，我没好意思纠正，中间插了几个没什么意思的笑话，出于礼貌我挤出了几朵笑容。我说我知道了，你下来我上去。

然后我大概讲了五六个单词，中间有一个是queer,我说，什么是queer呢，比如老俞的长相，就很queer，下面一片骚动，我知道效果达到了，我扫视了一遍我的听众，心想：妈的。

讲完之后孙老师开始跟我扯薪酬问题，我明白事情已经基本靠谱了。然后跟我提了一个要求，说上课必须要更活跃些，让我回到北京之后把讲义文字版和一个录音发给他们，意思就是，只要你能把课讲的“像”新东方老师，我们就要你了。怎么才能“像”新东方老师呢？请参考老罗提供的视频。

下午5点多出了新东方，心情忧郁，在附件的肯德基吃了东西之后直奔寒山寺，不是去当和尚，而是沿着京杭运河找到了枫桥旧址，我以诗人的姿势伫立远眺，默默凭吊了一下风物依旧，心里却无论怎么挤都挤不出诗人的情愫。我明白我跟过去的告别是如此彻底。

苏州是一个很有味道的城市，她的味道在于真实，所谓的小桥流水倒没有什么让我流连的地方。我最喜欢的是从娄门进城之后看到的那条小街，全部都是革命年代留下的那种两层建筑，还保持着安东尼奥尼镜头中的那种陈旧感。（回到北京我才意识到，这就是苏童故事中的城北地带，那里的压抑的气氛跟北师大西西楼里的阴暗再好不过地解释了我少年时最喜欢的这个中国作家的气质）这里没有让我想到我身在苏州，而带我回到了我童年时浮光掠影看到的上海弄堂和故乡的旧街。那些景物不知何时消失了，有时候我突然回忆起童年，总是不太确信我是否真的看到过那些东西。

在这个操着奇怪口音的异乡，我感到的是一种时空的错乱，一种在印象之中迷路的安全感。这种感觉一直伴随我登上去南京的列车。在火车上，无锡、常州、镇江一个个飘过。快到南京的时候我用手机发了一个短信，接下来的这几天，我准备把新东方抛在脑后去感受一些别的东西。结果证明，这一抛弃不止是在南京的几天，他们要的讲义和录音材料我压根儿就没发。

prologue:

去年夏天在DD，跟某人就知识论的问题产生了一些小争议，于是便发了个帖子讨论。结果讨论着讨论着很多看客就加入了进来，话题从哲学拉到了经济学又拉到了现实政治。刚开始的探讨气氛到后来变成了人身攻击，讽刺挖苦无所不用其极。回头看看还是挺好玩的：）

从里面整理出来一些不纯属垃圾的东西存档。分成两个话题：《知识论/读书问题》、《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问题》

知识论/读书问题

1.

 “思想一旦被表述，它就已经错了。”这倒不是基于高尔吉亚式“认识即便可能也无法交流”的担心，更多地类似老子“道之华，愚之始”。我认为真理在每一个人的内心存在。但是真理受到偏执、经验知识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谬误蒙蔽。探索真理的过程不是读书做加法，而是通过归缪做减法，把偏执、经验知识去掉，剩下的就是越来越接近真理。但是真理只可以接近不可以达到。所以任何思考的结果形诸于书，本身都包含着谬误。读书的过程既可以照亮你的无意识，也不可避免地将书本身的无意识或者逻辑错误传达给你。

比如如果你认为共产主义的论证没有错误，你接受了这种理念，把它当作了思维的出发点，那么共产主义逻辑错误将会在你后面的 思考路途中被无限放大。因为在你的头脑里面，“共产主义”已经占据了原先“真理”的位置。思维不再是没有终点的了，这个时候事实上你已经停止了思维。你有的只是偏执，和偏执主导下的可怕的意志。我想这种盲目的意志的后果我们已经在上个世纪的历史中看的很清楚。

读书是比单纯的思考更危险的思维历险，应该处处小心书中论证的不完美之处。一旦发现错误，还有批判作者建立在错误之上的一切论断。

再者，关于语言，我认为在本质上它是一种思维的象征。每个人使用语言试图让他人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但是想法和语言并不相等，充其量只是映射。所以在读书的过程中，除了批判书中的无明和偏差之外，还要从语言上溯思想，理解作者在想什么比记住作者说了什么更重要。

要慎读书，尤其不能不加分辨地接受了很多理论之后，用它们来批判你新读到的书。因为每一个“前识”，都是对新知不友好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圣经中的一句话：“你必须变成一个孩子，否则你无法进入天国。”

2.

理解术语存在两个障碍，一是翻译障碍，一是风格障碍。关于前者，我个人是主张语言不可译的。这一点不展开来讲了，举一个例子，希腊语中的aletheia一词，它的本义是去除蒙蔽的意思，汉语没有对应词，一般被译作“真理”。这也是为什么汉语哲学界很多研究西哲的人一生都没入门；另外，梵语的一个词翻译成汉语做“执着”，这个词的梵语本义用英文来表达是“occupied”或者“possessed” 的意思。有思维被填满的意思。但是汉语的“执”也好，“着”也好，都是主动的，所以这个词语在后来走样了。风格障碍在非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明显。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表述思想的方式，每一个词语都被它的使用者赋予了难以察觉的私人意义。让大多数人去做这个分别是不现实也不必要的。所以我赞成大家 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理解。这也是反精英主义的需要。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思想不应当是书房哲学家的专利。

3..

如果一个人坚持真理是不可达到的，那么就意味着他必须得放弃任何立场。因为任何被表达的思想，任何既定的结论，都不可能是真理，而只是一种知识，一种有待被推翻的理念。交谈、辩论的过程是为了找到一种思维的方法、发现一切思想（他人的和自己的）的纰漏。所以我深信重要的只是批判的过程。 任何“执着”，如同十三楼十六楼两位兄台的发言在我看来都极其不智。他们的思维方式完完全全是政客的而不是一个爱智者的。试想，如果没有“正书”何来 “反书”呢？你脑子里面已经有了一本正书，你怎么可能看下去，你怎么可能看懂“反书”呢？偏执的人是可怕的，偏执导致了残忍。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奇怪的组织结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偏执地游离在自己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里。他们使用着同样的语言，多数时候却在指称着只有自己才理解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对话某种意义上也是独白。所以我以为书本是可疑的，因为很多时候，一个词语被它的使用者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和情感，可是它的受众却毫无觉察。你总是以为你理解了那么多，但是在我看来，“理解”的本质是外部信息刺激了你内在的智识与思维。这样，只有“六经注我”才是可能的，而“我注六经”由于不可避免地是在“我”的思维内部发生的，所以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是“六经注我”。

也就是说，读书，不可能带给你知识只能够带给你灵感。你的对“新知”的接受实际上是对“旧知”的批判。我认为这种批判是必要的（因为你没有掌握真理），但是读书的功能也在带给你灵感之后走到了尽头（因为你依旧没有掌握真理）。

阅读更大的毒害性在于：“真理在本性上总是隐藏自己。”而它的掩体就是各种各样的理论。一切理论都是妨碍我们认知存在于我们内心当中的那个“善”的阻碍。如同原始人的有神论“Theism”，他无法理解日月星辰的运动、晴雨霜雪的交替、四级的轮回以及各种各样的自然现象，这个时候如果告诉原始人有一些意志或Logos在控制着这一切，这个理论马上就打消了他们内心中的疑问。我把这个过程叫做“意见的征服”。意见，或曰以真理的面目出现的谬误，缓解了人们对“解释”的渴望，同时也阻止了人们继续探求真理。 这种意见可以叫做有神论，也可以叫做“现代科学”，可以叫做“共产主义”，也可以叫做自由民主。一切以唯一的真理的霸道姿态登场的形形色色的“意见”，都在缺乏思辨历练的头脑里引起深厚的回音，让偏执的意志压过了他们有限的理性，造就了一个个更近于“兽”而非“神”的个体。

正是由于人有对解释的需要，所以他往往轻易感染上这些理论。他更愿意“读书解惑”这些而不是自己思考，去批判他所读到的理论。所以，一个缺乏思辨能力的人最好根本不要读书。一个懂得一些条条框框的笨蛋比一个一无所知的人更加愚蠢。

对于书，或者对知识本身的不信任，让我更看重读书的批判功能而非其它。

4. 我的“语言不可译”的观点同我对语言功能的认识是一脉相承的。不及其余，单讲“词语”，每一个词在每一种语言里面都有自己的历史，它因此唤起的某种情感是不同的。比如英文的Beautiful，这是圣经所偏爱的一个词语，它指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的美丽无暇的状态。翻译成中文“美丽”你感觉不到。有如Oh, my god和“天哪”在东西方人的心中的情感也不一致。再如中文“玉成”，英文哪有这么精致的表述呢？Ubermensch（U上有两点）,岂是英文 Overman所能传达？
当然翻译还有更多更大的问题。就不展开讲了。
翻译大概可以告诉你一些原著的内容，但是不阅读原文，你就失去了同作者对话的乐趣。（虽然这种对话，如前所述，也有猜哑谜的意思。但是哑谜的手势少经一人传递，毕竟更易猜得到）

5. 也只有在语言层面，一个人无法摆脱前人设置的表述窠臼，但是思想的内容，我再重复一遍，是不可能学来的，只是阅读前人让你对自己的思想产生了批判。

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问题

1.

很多人有种错觉认为我们现在的制度是坏的，但是真的照搬马恩的思想之后就好了。这些人中大多数没有读过马恩，少数读了而没有读懂。

恩格斯在解释马克思“剩余价值”的概念时讲了在欧文的纺织工厂中发生的一个事情：在产业革命后，英国2500个纺织工人创造的财富以前要60万人才能制造 出来。但是2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同以前60万人所消费的财富的差额跑哪儿去了呢?欧文-马克思认为这些财富跑到资本家那儿去了。而真实的情况是：这 2500人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市场单位价格贬值了。（呆板的货币政策要为这个付一定责任）机器创造出来的额外财富绝大部分用于增进社会平均生活水平，一小部分才流到资本家那里。而且资本家从技术革新中得到的超额财富只是暂时的。社会经济的不协调发展导致了产业结构的走形。如果其它行业的技术停滞的话，早晚 会发生所谓的“产品过剩”。这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序造成的，不能用来论证计划经济的合理性。

而如果“剩余价值”理论站不住脚的话，马恩主义就全部崩盘。

2.

从斯密到李嘉图到马克思念念不忘的“价值”这个概念其实只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它不具备可操作性。所以别拿价值下降了之类的鬼话来解释市场上的价格波动。生产技术的进步仅仅只是影响到市场价格的因素之一，但是它无论什么时候都没有改变产品的“价值”。

2500人创造了以往60万人创造的产品。但是这些产品的单价大大降低了（成本低了、技术是开放的、纺织品市场竞争激烈）。纺织品之外的其它产品并没有同比例增加。纺织品越多，价格越低，销路越差。因为其它产业的从业者虽然有需要，但是负担不起。产品过剩了吗？没有。其它产业的落后状态造成了“过剩”的假 象。反过来，纺织工人生产的再多产品都换不来其它产业的更多产品。所以2500人消费品同60万人消费品的差额并非以“剩余价值”的形式被资本家吞掉了。
“生产技术降低产品价值（格）”同“剩余价值”的关系是：前者对后者是一种取消。

3.

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二元对立是不对的，应该是“自由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对立。恩格斯、列宁都认为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经途径，是因为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带来物质丰富和国民经济工业化。他们要在国民经济工业化之后，没收资本家工厂主的财产，消灭掉这个阶级。但是没有说怎么才能消灭掉这个阶级，是把他们变成工人呢还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没有说。先不要管这个，计划经济什么逻辑？

计划经济必然导致贫困。为什么这么讲？计划经济把需求和供给的关系简单化了。供需关系是一直在互动着的，你不可能事先知道社会总需求有多少然后按照这个计划指标来生产。比如，社会需要避孕套，你知道一年国家要消耗多少避孕套吗？不知道你怎么生产？生产避孕套多了造汽车生产粮食的人就少了。避孕套生产少了， 不够用，怎么办？你们就得给我忍者。分给你几个就用几个。避孕套可不可以生产一种好的生产一种次的？不可以，因为这样的话分配就不公平。计划经济的话产品 就不能有差别，有差别就有特权阶级。这就是共产主义疯子们不想要的。可是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避孕套也有大小号，难免出现小号缺货大号剩余的情况（考虑到 东方人的身体结构）。可是事前我们统计不到啊？共产主义是一种没有差别的社会。没有差别什么含义？人天生是有差别的，共产主义就是要磨合掉你的独特性。要么“革命的火车头”就要把你清扫到“历史的垃圾堆”。

生产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即使“物质条件极大丰富了”，计划经济也会把社会拖进地狱去，万劫不复。

4.

斯密的那个看不见的手为什么看不见？斯蒂格利茨一语中的：因为它不存在。自由经济的市场需要管理，需要监控，需要立法保证 不出现资本寡头。这个市场太复杂了，复杂到让头脑不够用的人无比地想回到简单的计划经济的路上去。今天中国这么多人左转，尤其在学术的半调子里面大家纷纷左转，不是没有原因。

5.

我不是为了否定计划经济而否定计划经济，有一个时期我无比地希望计划经济是对的。因为自由经济真的太复杂了，运转起来谁也无法预测它的后果，我们只能小心翼翼地监视着它，不像计划经济那样凭借行政命令操纵一切。但是后来我发现了计划经济上的逻辑悖论。我发现这个悖论是不能消除的。让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街头老婆婆”错了吧。

街头老婆婆（我突然想到，这个卖饭的街头老婆婆必须是在自由经济的体制下卖饭，这点你不觉得很讽刺吗？）每天卖三顿饭，她根据经验知道顾客有多少，知道要 做多少饭。没有问题。但是她卖的只是饭，如果有只小白兔蹦蹦跳跳跑过来，说：“老婆婆老婆婆，我要买根胡萝卜。”老婆婆会毫不留情地拿根擀面杖把它打走。 这什么意思呢？计划经济只能供给生产的东西，而不顾及个人的需求。但是人对物品的需求不是一个确定的集合（这并非是贪婪的欲望），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会在生活中偶然需要什么，当你不幸需要胡萝卜的时候，你去问老婆婆要，这个唯一卖饭的老婆婆不但无法满足你，反而觉得你是在有意砸场子，不是这样吗？

第二。万一有人哪天没吃饱怎么办？“老婆婆模型”实际上是建立在自由经济上的：这个老婆婆不卖给你别的老婆婆卖给你。所以老婆婆就做这么多饭，你来晚了就没得吃转到别家去吧。计划经济的决策者这个老婆婆却相当牛叉，就老娘我一个人卖饭，来晚了你就饿着。 在生产中，我们不可能过多地生产某种产品，这是对人力、对资源的浪费，但刚刚好是多少呢？每个人的饭量都不固定，你又不能做太多饭，所以必然常常有人饿 着。因而计划经济必然是短缺经济。更重要的是，比如说100个人吃饭，你不可以把100个人的饭做好让他们随便吃，有的人饭量大有的人饭量小，就会出现饭 量大的人吃饱了饭量小的人还饿着的情况。公平起见，必须给每个人的饭量定一个限额。

第三．老婆婆常常要面对这样的刁民：不早不晚，偏偏在不该吃饭的时候饿了。这样的信息怎么可以提前掌握呢？这些突发的需要怎么可以被编制到计划当中去呢？ 比如你突然得了癫痫症跑到医院发现没有药，医生还振振有词：2007年的国民生产计划中没有计划你癫痫病啊？你这不是跟党操蛋吗？试问：党要在国民生产计划里计划到癫痫病药，计划到花柳病药，计划到春药避孕药拉肚子感冒发烧药，这些药物的需要几乎全部都是这种需要不确定的，你怎么可能每样都充足生产呢？临时有了需求再去生产就破坏计划了，这种特例不能出现太多，否则整个计划就无法部署下去。怎么办？只好让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顾全大局”，“牺牲小我”了。

第四。来吃老婆婆的饭的人不是一起来的，必然有人先吃有人后吃。而饭的数量是有限的，后来的人可能就没足够的东西吃。那么怎么决定谁先谁后？这个“排队”的问题怎么解决？社会最终会以权利为标准分成的两个阶级：官僚阶级和臣民阶级。官僚是排在队伍前面的那一群人，老婆婆的饭要先喂饱他们。他们在所有的队伍中都排在前头（先锋队嘛），所以克拉玛依发生大火了，孩子们候着，得让领导干部先走！

6.

你的产品替代说，同我们讲的计划经济没有联系。计划没有生产馒头，你当然可以吃包子。但是计划不生产避孕药，你能吃感冒药代替吗？自由经济的体制下，当然也有短缺，但是短缺的成本是“资本家”们来承担的，你不生产，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威胁的是你自己企业的生存。但是在计划经济下呢？不生产，代价由民众来承负。没有你就忍着。自由经济下短缺是调节资源配置的一个过程。计划经济下短缺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超市不卖百事可乐，百事公司急了。计划经济下官僚们不给你提供避孕药，男男女女们急了。就这么点区别。说复杂了有些人也听不懂。

我们反对的是计划经济，不代表我们支持你说的那种“资本主义”呀？经典的资本主义只存在17-20世纪上半页的欧美以及今天的共产党中国。你对反对的贫富差距也是我所反对的。自由不意味着社会对公民责任的放弃，而是相反。只有今天打着马克思旗号的某国才完全置它的社会责任于不顾。

我不怀疑你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书籍，但是如果一个人对读书的内容不加批判的话，那么他做一个无知的人比做一个有知的人对社会更加有益，或者更加少害。

顾维钧临死前最后一天的日记上只有一句话:another serene day，又是平静的一天。我在返回学校的路上头脑一片空白，脑子里只有这一个短句。今天也是我的又一个平静的一天。

时隔近一年，再次去工作。过程比较顺利，其乐融融。我甚至偷闲睡了一觉，做了一个短梦。人物飘来飘去，有一些是我认识了多年的人。他/她们即将从我的生活中消失，醒来之后感到难过。

我意识到今天我并不快乐。

我意识到这份工作我不大可能呆久。苏州那边还在谈，虽然那份工作也不是那么理想，但是将给我带来一些有益的改变，这是这一段时间来我一直想看到的。

时间一天天流失，很多事情，如果现在不去做，将永远没有的机会去做。行动的能力同计划的能力一样宝贵，我需要Put my foot down了。

火车上我说，希望在五年之内，我能够变得更加“饱满”。这个字眼不是我想出来的，我本来想说的是“圆满”，但是圆满意为着结束，它是一个极限，一个概念，从来没有存在过。考虑到我的性别，也不大可能变得“丰满”。那“饱满”就“饱满”吧。5年，我28岁。这个数字看起来还是挺可怕的。我不知道到那个时候还能不能拾起现在。毕竟什么东西都不会等。

近日开始潜心学佛。又一次神奇的阅读体验。我很喜欢里面的一些解释。我已经放弃了寻找最完美的解释的欲望，我想要的只是能让我跟这世界和解的解释，不去追究这背后还有什么，或者在解释之间的真空里，还可以填补什么。基督教给我的是政治上的，关于人间的悲悯。而学佛将我的视角从新拉回自己。这个离我最近的人，我已经压制了他太久。我欠他一个补偿。

本来想写写这六天的流水账。一个人在苏州的时候，一边看脑子里一边写。到了南京，有人在旁边的时候只顾对话。讲话的时候人的思路很飘，被话题带着走。这跟一个人想事情的时候不一样，没有计划，没有控制。聊到后来可能就跟前面一点关系也没有。所以来龙去脉不大能记得清楚。其实这六天看到了想到了发生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感觉到自己的变化。在这趟行程之前，很久，就已经准备要改变一下自己。但这是一个庞大的事情。改变自己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改变自己不是作加法，而是清空。让自己变轻。这比增加要难得多。

我要承认，以往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所讲的话可能仅仅只是对对方逻辑的攻击，但是这些话很即兴，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也不能透露我自己的思想体系。但是这后两天我讲的一些东西是真正我想说的。记下来作为自己的回忆。就像一个路标，希望有朝一日，如果我迷路了，能够再回到这一天，让我自己知道我是从哪儿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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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来年，我逐渐丰富起来的精神世界是跟这个现世没有太大关系的。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经历越丰富，就越对现世兴趣黯淡。有时候是以一种俯视的态度观察着我眼睛里的芸芸众生。现在我想，（暂时接受轮回这种解释生命的方法吧），当初我发下誓言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众生中的一个，一定是有个意图的。这个意图只有跟这肉身密切相关，一切才得以解释。而仅仅二十年的生命，我就已经忘掉这个意图。我开始有意要离开它，躲到（虽然我没有躲的动机，但是达到了这个效果）自我的小世界中去。如果我要纵容它发展下去，可能一生生活在遗世独立的骄傲里，但是最初来到这个世上的意愿，早已放弃了，失败了。我痛恨losers，更不能容忍自己半途而废。我虽然不知道那个意愿是什么了，但是我知道，实现它的唯一途径跟我这与他人仿佛的肉身相关。跟我的spiritual life无关。

Spiritual life是我的胎记。但是我知道我的存在要比这个大得多。我想我属于这人类，社会是人类的形态。这个社会有着它自己的强大语法。那么我认同的东西我要恪守，我不认同的东西我要试图去改变它。做事，而不是永远冷静永远思考。以前我还真没分清capacity和ability两个词有何区别。慢慢我才懂，capacity是一个人的能量，他能够做到的事情的总和。我一直引以为傲的是这个东西；而ability意味着get things done。为要做的事情画上一个句号。从capacity到ability之间没有一个转写公式，接引两者的是一种练习。像学习游泳一样，在水里需要被呛，需要思索并验证，也许有时需要指引。缺少这个练习的过程capacity就永远是capacity，甚至会退化成potential，而随着生命往它的终点日益逼近，potential会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

我要对自己进行的改变，从宏观上讲是重新进入人世的过程。要去爱这个世界，爱整个人类，出于感性的爱，而不是将这个视作我的责任（如同我现在在做的一样，它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信念，而不是个人的本能）。这个世界不能自动改变，我要去改变它，这个不是我的责任，（因为任何一个个人都担负不起这么大的责任），而是我爱它，为了这个爱我才commit myself to this world。这十多年来也许是我累了，可我错误地认为我不爱它了。如何make a difference的途径是重拾热情，通过练习把capacity变成ability，这样做不再是为了impress anybody，不再是展示一种智力或能力上的优越。在做事的过程中要牢记的是一种谦卑，对我所爱的这个世界，这群生灵的谦卑。也许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我只是一个disposable tool，而他们才是内容，实在，永存的不变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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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见自己在高空飞行，越过原野越过城市，来到大海上空。深深的海洋让我目眩，一瞬间，我突然惊恐地发现自己丧失了飞行的能力。我急速往大海中掉落，在生死未卜的那一刹那，我惊醒了过来。醒来时发现自己是一棵树。也许已是冬天枯枝败叶，但是我那苍老的树根死死地、贪婪地抓紧下面的泥土。这让我感到安全，在惊梦甫定的时刻，获得一丝慰藉。

这时候有一个天使降临，告诉我，如果我放弃了自己的根，就可以飞起来，离开这块贫瘠的、我久已厌倦的土壤。我相信这个天使说的都是真的，但是刚刚从这样一个噩梦里醒来，你能否期待我放弃自己抓住的东西，去换取天使没有保证的承诺？

当我有执，我知道我自己在控制，我拥有control,我可以work out management,我可以艰难地、一步步地实现mastery。而天使给了我一个more grandiose prospect，一个辉煌的景象。代价是，我要把自己的命运交付出去。任未知摆布。But transcendental experiences disabled my decisiveness.这是有原因的。一些人可以把自己交给神，是因为他们相信。但是我不相信(拥有某种确定性质的)神，我只相信有一个存在，但是它的性质是无法认识的，我根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它是什么，怎么能把自己如此交付？

去执是如此艰难，在我的special case里，不是无明，不是业力，亦不是未能感悟五蕴皆空。而是我相信：不存在有执和无执之分，只有我执和他执之别。我要去执，其目的不是无执而是别有执。一棵大树可以放弃自己的枝叶、甚至树干，可以被移植，但是它不可以放弃泥土羽化飞行。作为一个大树是它的宿命，当它做出改变的时候，也许整个形态完全改观，但是地表以下的部分是不会变的。完全重生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它被连根拔起之后，就丧失了自己的identity，它做出的改变就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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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上看见不远处另外一条铁轨平行。你在一个距离上欣赏它。有一个时刻，你突然很想让列车转到那个轨道上去。可是却发现，虽然如此之近，但是却无能为力办到。因为从现在的所在，到那个不远的、实在的距离，中间没有任何过度。这不要责怪火车，实际上是，两列轨道虽然并行但是从来没有intercept。有时候你觉得从这里到那里很近，但是你找不到中间的逻辑接点，不管你的意志如何，transference是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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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实体的球。你用密密麻麻的线穿越它，但是线是不占空间的，你用的线再多，都无法把球的空间填充。这个球便是事物，这些线便是语言。语言尽可缜密，语言的逻辑尽可行云流水，使用语言交流的两个人的preconception里面或许存在同一个球作为描述对象，两个人费尽心思去沟通，但是由于他们使用的语言本身并非其对象，所以即使语言上的共识形成了，对事物的理解并为一致。

这就像墙上出现的两个影子，一个影子用枪瞄准另一个影子，第二个影子应声倒地。观众以为发生一次凶杀事件。情况可能是，不远处的两个孩子只是用手型模拟了一个游戏。